顽强的生命

2009年4月28日，星期二

今天是第八天，妈妈还顽强地活着。在上周末，可能是因为体内的炎症，妈妈发起烧来。虽然医生说以她的状态，应该感受不到发烧的不舒服，但还是给了退烧药。我们还是用正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妈妈的感觉，一切都小心翼翼。这个部门的护士都很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病人舒服，没有痛楚，能来到这个部门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李医生在上周四也来看了妈妈，他的一番话倒能安慰人心。他说妈妈非常幸运以及顽强，五年里，她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化疗，都能挺得住。他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因为抗不住化疗的副作用而放弃，得妈妈这种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在两三年就结束了。他提到，其实每一种化疗都大概只有三成的机会是对病人有作用的，妈妈能有一个较好的2007年（这是她刚开始Thalidamide的治疗），真是很幸运。最后，李医生还提到他爸爸也是死于癌症，得的是胃癌，正进行化疗，但突然之间不知为何内出血，就没了。他这是安慰爸爸，癌症这东西没有人说得准，人突然之间就会没有的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看护妈妈的护士也有时会说说话。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胖护士，就提到她的sister在五个月前被诊断得了脑癌，于今年三月去世。她看着妈妈说，知到这消息的痛是在心窝里，即使她是护士，也同样如此，到最后的日子，即想把她拉住，但又希望她走得快，减少痛苦，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心情。她说妈妈十分幸福，因为她丈夫是个very wonderful person。妈妈每次住院，每一个护士都这样说。2004年住四个人的病房时，妈妈是让人羡慕的一个。

最近脑海中经常出现Titanic电影中的一个镜头。船开始下沉时，Jack和Rose都跳到了水中。Rose躺在一木板上，而Jack则泡在了水中，Jack慢慢地失去了感觉，抓着Rose的手开始没有力气了，无论Rose如何努力，她的手就是怎么也抓不牢，只感觉到一点一点地失去Jack，她也因为疲倦而对此无能为力。最终两支本来抓得牢牢的手，就慢慢滑开了，Rose永远地失去了Jack。

今天和爸爸去了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（在网上找信息时才知道原来沈殿霞也是安葬在此地），购买了一个面对北面雪山的墓地（其实是在墙上的），墓碑上是刻着妈妈和爸爸的名字。中国人可能对此有禁忌，但我们在北美生活久了，也就有了这边的习惯，为自己的后事准备好是这里许多人的习惯，也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。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人反而走得安心。这么些年，我们都学会了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情，适应不同的生活。这些天来，心情还是低落，但平静了不少。

撤走维持生命的盐水包

2009年4月21日

妈妈本来是订好了在今天开始新的化疗，之前用的新产品控制不了，李医生决定让她用另外一种。这个日子是在4月1日到医院做常规骨质疏松治疗时定的，当时妈妈是自己走出家门口，由爸爸陪着到医院，治疗做完后，自己走进家门口的。但万万想不到，20天后，在大量的安眠药和止痛药德作用下，妈妈在医院的病床上沉睡着，等待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到来。

 

过去几天妈妈的情况没有什么好进展。用的break through（额外的止痛药）和额外的安眠药的次数好像增加了，前后要用两剂的止痛药和安眠药才能使她安静下来，这过程大约为两小时。在沉睡的状态下，如果妈妈感觉到痛，她会不断呻吟，眉头紧皱，下巴紧紧的。从上个星期四，她偶尔还会叫出声来。沉睡了一个星期，她第一次说的话是“不好啊”，第二次说的是“死啦”，第三次是“不要动，好痛”。说这些话时，她还是处于睡眠状态，但很明显，妈妈的身体对安眠药的剂量要求越来越高。爸爸说，有时趁她不是那么沉睡时，会和她说话，把家里的事告诉她，把花生调皮捣蛋的事告诉她。爸爸说妈妈有时会有眼泪落下。我们都以为这是好迹象，心存一线希望：医生会找到有效的止痛药，妈妈的腹腔炎症会好转，最终会醒过来。但同时，我也很害怕。以前妈妈住院，我都经常一个人陪她，一个人出入医院。但这次我心里慌得厉害，就是不敢一个人在病房看着闭着眼睛，偶尔呻吟的妈妈。每次去医院时，都确定爸爸在。

 

自从妈妈用了安眠药，维持她身体机能的就是一包盐水，里面除了盐水外还有葡萄糖之类的“营养”。而且还每天给她注射抗生素，防止肺炎和治疗腹腔的炎症。腹腔的炎症就是由胰腺的炎症引起的。今天，护士照常在早上十一点钟左右来帮妈妈清洗身体，她还告诉爸爸今天是打抗生素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没有了，另外盐水包也要撤掉了。我们都知道撤掉盐水包的意义是什么，虽心理有准备，但还是很愕然，以为医生会告知一下，才做的决定的。但妈妈住的是palliative Care Unit，处理这些事就是这部门的“家常便饭”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：让病人平静舒服地离去。

 

刚刚和爸爸通完电话。爸爸也见了医生。医生说，开始以为抗生素能让妈妈的腹腔炎好转，但情况并不是如此，他们对她的痛症除了安眠药外，就无能为力了。身体内，腹腔炎和癌症都在不断恶化，所以她才那么痛。挂着的盐水包，对于目前的状况来说（医生说得很白 - in her last few days），只有坏处，使她的手脚严重水肿和肺部产生很多痰，而没有丝毫的帮助。所以他们决定撤走盐水包。妈妈再也不会醒过来了，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她在感觉不到痛的情况下离开。医生也说不准她自己的身体会维持多久。

 

自过去几年内，我已经学会认命了。事情一件一件过来，唯有学着去接受，即使让你再难过，再伤心，再无奈，情况就如此。妈妈在2002年秋天时还和爸爸、大伯父、伯娘在英国自己开车旅游，2003年初夏还兴高采烈地一家人去摘草莓...她扭伤腰、被诊断得了癌症，我都以为是在做噩梦，醒来就没事了。但这噩梦从来没有醒过来，地球每天都在转，每天都有日出、日落，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去。虽然如今的日子李医生已经在五年前告诉我们，但眼泪还是不断落下，心里还是害怕。

终于拿回应得的

几乎在一年多以前，我曾经在此发泄了一下对税务局的不满（2008年6月），他们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把爸爸2006年的税务给弄错，坚持说爸爸欠他们四百多块钱，其实是他们欠爸爸八百多块钱。爸爸的案子也转到了他们所谓的Director部门处理，但那是上年8月份的回复，说审查完，会通知。一等就等了7个多月，结果还是没有纠正过来，音信全无。弄得我快疯掉了。

 

爸爸咨询过报税的会计师，得到的回复是与税务局的绞缠，本人单用信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，要不就请律师，要不就亲自跑到税务局和他们的办事人员当面说清楚（这要去市中心的税务中心约时间）。请律师相当昂贵，可能拿回来的钱也不足以给律师费；去税务中心，又不是那么方便。于是最后一试，写了一传真给他们的Director，反映情况，也同时把情况反映给税务局的交费中心。这是三月份的事。这之后每天都留意信箱的信，每天都是失望。直到昨天，爸爸在网上查他银行帐时，发现加拿大政府在4月头时给了他八百多块钱，我们认定是税务局过来的。当时那一刻，我心中一阵狂喜。这是那么久以来，唯一的一个好消息。也是我亲自努力的结果（爸爸只知道税务局欠他钱，细节如何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）。哎，弄了一年，终于弄清楚了，对的人是我，终于拿回应得的，那感觉真爽。爸爸昨天回来吃晚饭，特意出去买了半只烤鸭，当是对我百分一的提成，嘻嘻。

 

还以为自己在家一年了，没有出去工作，整天带小孩，智商会没了，看来宏晓宇的智商还是在的。只可惜，妈妈不知道这事。

换了新的止痛药，但又再输入安眠药

2009年4月15日，星期三

爸爸说，昨天晚上，自我们回家后，妈妈又开始不稳定了，疼痛又开始增加了。她几乎是每一个小时就要额外打一次止痛针，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，几乎整个晚上都在呻吟。一个人在不清醒的时候也感觉到痛，而且不自主地叫，我不知道这痛有多厉害。今天医生了解情况后，决定帮妈妈换一种止痛药。现在也只能这样，不断试药，看哪种合适，在没有找到适合的药之前，医生还是会维持妈妈的睡眠状态。所以又开始帮妈妈输入之前用过的安眠药，让她安静下来。她的验血报告证明她的胰腺炎在逐渐恢复，所以现在的痛大部分是癌细胞造成的。但她身体如此弱，如何做化疗呢？现在身体内的癌细胞是“无王管”，随意发挥。

 

在花生出世前，妈妈住院，都是我帮她清洗，换衣服...她是外人碰不得的，神经痛必须很小心地侍候。自从有了花生后，爸爸担任起妈妈的全天后护士。最近两次住院都是爸爸在照顾妈妈。直到现在妈妈沉睡了，我们才敢让护士帮妈妈擦洗身体，保持背部干爽，防止肉疮。现在妈妈是一天打三镇抗生素，防止肺炎和其它内脏的炎症。前段时间，在广州的二伯娘（爸爸的嫂嫂）摔断了盘骨，需要住院，让我们对中国的医疗略知一二。我现在才知道中国的护士是皇帝，啥都不用做，只负责打针和分药，其它照顾病人的活都“下放”给“护工”。所谓护工大多是一些外省人或乡下出来找活的人，经过简单的培训，就开始照顾病人了。而且病人在住院时要额外付钱，不同价钱，就不同服务。放心自己的亲人让这些人照顾吗？护士不是应该全方位照顾病人的吗？怪不得，与广州的阿姨通电话时，她还以为妈妈是由别人照顾，我们只是探望。这里是护士做所有的事情，大部门的住院区，就会有助理护士帮忙，但护士的职责还是一样的，从打针，分药，清洗病人，到大小二便一样不少。只不过妈妈特殊，我们也不放心别人照顾她，所以负责她的护士才比较轻松。

 

妈妈又处于沉睡的状态，但目前来说她只有这样也没有痛楚。真想不到这次住院变药会弄成这样，不可收拾。

没有了安眠药，但不能醒过来

2009年4月13日，星期一

今天是Easter Monday，医院的医生还在放复活节假。妈妈还是由值班医生照顾，一个台湾人，一个香港人，因此与爸爸的交流完全没有问题。一早打电话给爸爸，得知医生决定停止给妈妈输安眠药，希望她醒过来，然后调整止痛药。另外昨天做的CT检查和抽血，也有了报告。并不如我们所想的，妈妈没有新的骨折或裂纹，倒是她的胰腺有问题，说是胰腺发炎了。胰腺发炎是一种很痛的病，因为胰腺分泌很多激素给其它内脏，如果胰腺发炎了，分泌出来的激素也有问题，会导致内脏，如小肠痉挛。按目前的科技，没有人知道如何有这病，也没有药可以根治，能做的只能是止痛，正常人也会有，有的甚至是长期病。天呀，为何妈妈得的病都是那么奇怪，那么罕有呢？她得的癌症已经是一种非常痛的病，现在又加上这个...

 

当我和爸爸得知多了一个胰腺炎后，心中好像有一点希望，因为导致她痛不欲生的根源找到了，只要医生对症下药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我们都觉得妈妈能自己慢慢醒过来，只要能把止痛药调好就好了。

 

我们也太天真了。我发现人在绝境时，思想会很幼稚的，思维是直线思维的。

 

一天下来，妈妈并没有醒过来，她还是一种昏睡的样子，一动也不动。爸爸问医生，她是否感觉到痛。医生说，你如果听到她叫同时看到她皱眉头，那么就是痛，护士就会给她打break through，指的是临时加的止痛药。虽然妈妈睡了，但一种很强的止痛药是不断输入她体内的，如果再有突发性的痛，就会额外再打止痛药。这天妈妈还好，睡得还很沉，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。护士在检查时发现她的肺部有些杂音，是因为她长时间睡着不动而造成的。为了防止肺积水，护士把她的床摇高了点。一个人本来只有一种病，但在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其它病...人其实是很脆弱的。

 

我们把希望放在了第二天。

 

 

2009年4月14日，星期二

今天妈妈的痛主治医生终于上班了。她是这个部门的head doctor。妈妈的睡眠浅了，动作多了，但感受到的痛楚也多了。有好几次，她好像想睁开眼睛，想开口，但又马上睡了过去。医生说，给她用的安眠药，是一种起作用快，也走得快的药。如果是正常人，撤了药后，一到两个小时，人就会自然醒来。妈妈未能醒来是因为她太弱了。妈妈自从星期六的午饭后，就没有任何东西下肚了。在星期天的傍晚，才开始给她输盐水和葡萄糖。爸爸就问，她都没有吸收营养，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弱，身体越弱，就越不能醒来，此不是一个恶性循环？医生说情况就如此，她是有可能醒不过来的，她能否醒过来全靠她的体质和意志。爸爸对我说，那岂不是不能对她说话了？

 

在那一刻，我拼命在想我对妈妈上一次说过的话是什么，脑子却一片空白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后来待冷静下来才想起来，是我不断对她说止痛药快起作用了，你放松一下，药起作用，就不疼了；妈妈还是不断对我说：“很痛，很痛，痛死我了。”

 

李医生过来找爸爸，交流了情况。李医生决定连续四天用大量的激素，尽量降低癌症产生的痛，然后配合这边的痛医生，把止痛药尽量降低下来，看妈妈是否能醒过来（大剂量的止痛药是由催眠作用的）。醒过来后，再做止痛药的调整。这是李医生和两个中国人的痛医生的观点。与鬼佬的观点就不同。妈妈的痛主治医生则认为，把她维持无痛状态或减少痛才是首要的，至于是否能醒过来则不是那么重要。即使是醒过来，但痛不欲生，然后又不得不输安眠药让她又恢复沉睡，意义不大，而且增加了妈妈的痛楚，鬼佬医生很不赞同这种做法，除非对止痛药很有把握。现在是没有一个医生对止痛药有把握。

 

我们陪伴了妈妈6个时好时坏的年头，亲眼目睹了她痛不欲生的样子，也看到了她顽强忍着痛从床爬起来，扶着椅子走路的样子，也看到了她看到花生那种发自内心的笑，我们只想她少受痛苦。不要再让妈妈那么痛了。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没有受过如此的痛楚，何况是妈妈这样一个胆小害羞的人？

 

一天下来，妈妈还是没有醒来。爸爸回家吃晚饭，之后我们一起带着花生去看妈妈。花生的大声音，让妈妈不断动手，头也摆了几下，眼睛也好像要睁开。但还是没有醒来，反而是打break through的需求增加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对小麦说，其实看着妈妈受难，当然是非常难过，更难过的是，无论你之前多年勇敢，做了多少努力，多么的乐观，看到妈妈如此，觉得什么都是白做了，那种无奈的感觉很难受，是我整个人都感到是那么弱小，那么空虚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也帮不了。

一个灰暗的复活节

2003年7月4日

我下班后，特意跑到Pacific Centre买了寿司，准备回家好好享受一下。谁知回到家，看到的是爸爸神色凝重的表情。妈妈搬东西不小心，扭伤了腰，看了医生，照了Ｘ光，现在正疼得难受。通过Ｘ光得知妈妈的脊椎靠腰的部位错位了两节，塌了下来，所以导致剧痛。但当时的痛用Tylenol #3就可以控制住了。我们都以为妈妈躺几个星期就可以恢复，因为一向以来她都没有什么大病，体质还好，只是有一点高血压。为此我们还买了一张５００大元的比较硬的床垫，让她的腰躺着时比较舒服。腰伤的人是不适合睡软床垫的。这几乎是６年前的事。买寿司好像是个预兆晚上不能做饭。那天晚上也真没有怎么做饭，只住了菠菜，一些剩菜将就着吃了。

 

过了些日子，妈妈也好像有所恢复，能自己起来。爸爸还带她看了脊椎医生，让推了几下，还好像有些效果。但在７月底的一天，下午上班时，爸爸来电话让我马上回家，说妈妈在吃药的时候，不小心噎着了，整个人痉挛了一下，之后就疼得厉害，直叫。我回家时，只见妈妈满头冷汗，疼得直叫，而且不让人碰，因为一碰疼就放射性地放射到全身。我们决定叫救护车，送她去医院。把妈妈放上救护车，对她又是一痛苦的经历，一动一碰，都会加深她的痛楚。送的医院是St. Joseph Hospital。这次止疼的要升级了，是吗啡，但量不高，一天下来才吃９毫克。痛止住了，又照了Ｘ光，诊断是由于噎着，原来脊椎塌的地方又厉害了些，所以导致新的剧疼。至于为什么会脊椎错位，医生很快就下了诊断是妇女过了５０就会骨质疏松，腰扭了，就容易受伤了。出院时还让妈妈开始每星期吃一颗１０块钱的补骨质的药。

 

这是２００４年４月前我们深信妈妈得的是骨质疏松的事，期间还请了针灸医师做针灸。但妈妈的情况每况愈下，不但没有好起来，还越来越差。一个小小的喷嚏，或手臂提得高一点，都足以让她又躺在床上一个星期到１０天，一动也不能动。我们觉得好像不是骨质疏松那么简单。于是决定送她进医院。但这是加拿大，不是你说要进医院就进的。爸爸“逼”妈妈的家庭医生写了一张纸条，说明妈妈的情况，说希望能在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其它的什么问题。

 

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４日

我们决定在星期六叫救护车，把妈妈送进医院。虽然妈妈可以勉强走路，但通过救护车送医院，可以缩短整个等候时间。救护人员来了，我们就把那纸条给他们看，幸好他们也配合。这次我们要求去的医院是St. Paul's Hospital。在急诊室等候的时间不算长，就有医生过来看了。我把准备好的记录给医生看，上面详细说明过去半年多时间以来妈妈的情况。医生看完后，又和另外一个医生商量了一下。其中一个医生过来对我说，妈妈这么长时间不能从扭伤腰恢复过来，问题不是那么简单，她很有可能日后都需要靠一个Walker来走路（也就是有四个轮子，让老人扶着走路的小架子）。当时我听到这一消息，就觉得是晴天霹雳，不可相信，但如今却多么希望妈妈也真是日此，而不是现在的真实情况。原来一个人的忍受程度是可以锻炼出来的。

 

医院决定让她留下，又是验尿，又是验血。在２６日，李医生过来，自称是一血液专家，说妈妈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她的病会有点复杂，说安排了抽骨髓，等有了结果就可以确定了。我们当时就如待宰的羔羊，除了等待，什么都不能做（恨那感觉）。

 

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

下了班，我如往常般走路去医院，１５分钟的路程。在半途中，也如往常般碰到出来换换气的爸爸。爸爸告诉我妈妈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，一种血癌，变异的一种血蛋白质细胞导致严重骨质疏松。爸爸几乎要哭出来，我已是泪流满面。第二天，应李医生的要求，我单独会见了他。他说妈妈的病是晚期，不做化疗的话，只有一年的时间，如果做了或许有五年，平均存活的时间是三年。

 

这次妈妈在医院一住就是４个月，她在出院时的情况也不是很理想，病好像控制住，但疼痛还在，控制得不很好，主要是因为癌细胞侵蚀到她的脊椎，人的神经中心，神经疼是很难控制得好的。如果侵蚀的是其它部位，如盘骨，手臂，就会好多了，生活也可以如正常人一样。我们只能说运气不好，不是吗？

 

２００７年１月

过去的几年妈妈都在时好时坏的情况中度日子，我们一家子都如此。妈妈的痛专家决定帮她换另外一种止痛药，但需要住院处理，而同时李医生也决定换另外一种化疗药，因为之前一种已经不能控制病情了。妈妈在St.  Paul's 医院住了两个星期，最好是皆大欢喜出院。李医生说２００７年是妈妈比较舒服的一年。也果然如此。花生的出世，我阿姨的到访，都让妈妈高兴。２００７年也确实是我们家在妈妈得病以来最放松的一年了。

 

２００８年

验血的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满意，不断往上升的数字，说明妈妈的病又开始失控了。正好这时宋医生让妈妈参加了使用一种新药的项目。我之前的日记也说到了。刚开始时，效果很不错。我们都以为如宋医生所说，如果能用这要，对妈妈会有长期的帮助。谁知我们又一次“受骗”了。

 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

妈妈在今年初，疼痛开始有所增长，但通过增加药量，都可以控制。但妈妈的验血报告，很令人担心。癌细胞几乎是成倍增长。李医生在这个月初时，决定在２１号开始用另外一种化疗药，但建议我们积极与痛医生联系，看能不能在这期间，用止痛药来控制痛。痛医生建议住院加一种新药。我们也同意了。

  

这天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来电话，说有床位，妈妈可以去医院了。妈妈是自己做上爸爸的车去的。我们以为这次与２００７年那次一样，一两个星期，就可以搞定出院。但妈妈住进医院，新药不见有明显的疗效。反而她好像越来越疼，而且次数也来越多。妈妈住进的部门叫做Palliative Care Unit。所谓的Palliative就是，只止痛，不医治，一般都是接受一些半只脚踏入天堂的人。妈妈在２００７年也是住类似的部门，因为这个部门的医生专长于止痛。妈妈这次住进这部门纯粹是为了止疼。

 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

爸爸在下午大电话过来说妈妈在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开始，突然疼得厉害，疼得她直叫，无论用之前用过的止痛药都没有任何作用，越来越厉害。早上还好好的，可以走到卫生间洗头的。到了傍晚我去医院时，妈妈的痛楚丝毫没有减少，她好像叫得没有什么力气了。有两个护士在，正帮她装打点滴的针管。我在医院待的时间不长，有了花生，我是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日夜地陪着妈妈，唯有爸爸２４小时在医院。我和小麦送饭。

 

到了晚上十点多，医生才到医院，由于是周末，值班医生是不得已才到医院的。在电话，我还听到妈妈在叫。医生想试用一种新的止痛药，看能否能止住疼，但到了１２点多了，药量升了很多但还是没有作用，妈妈还是在不断叫很痛，浑身是汗，她已经被折磨了机会１１个小时了。医生终于放弃了试用止痛药，给妈妈注射了一种安眠药，让她睡觉，进入一种很深的睡眠状态。到了１点半，妈妈终于完全安静下来了，不再痛苦了，她睡得很深。

 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２日

安眠药通过点滴不断滴进妈妈的身体，维持她沉睡的状态。在她沉睡期间，一脊椎专家来检查过她，帮她做了ＣＴ，抽了血。整个过程，妈妈丝毫没有动过，只是偶尔哼一两声。爸爸回家吃了晚饭。我去看妈妈时，妈妈的身上有８条管子，两条在胸部，是皮肤点滴用的，两条手臂，是静脉点滴用的，三条固定的注射点，都在手臂，还有一条尿管。看了让人心酸。

 

这就是今年的复活节。